当前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房地产等项目对民间融资的依赖有增无减。其中，有着市政项目资源又手握闲钱的政府人员成为民间借贷“集资人”最中意的资金源。
然而随着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态度发生转变，这批来自政府人员的资金近期也从公开转至地下，行踪也更为隐秘。
“借不到钱”
“不少从事民间借贷的公司出现了撤资的情况，所以公司之间不断地拆借资金，给那些等着上马的项目，甚至是等着发工资的公司。”张泉告诉记者，钱紧现象从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不少企业为填补资金缺口四处奔走。
张泉近期做的一个项目，借款人是一房地产项目的建筑承包方，工程垫资、资金周转以及新项目竞标出资等环节出现了问题，他希望张泉筹到的第一笔现金1000万在一天内到账，另外一笔资金1500万在一周后到账。
“他就算把抵押物统统摆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马上筹集出1000万，现在资金来源已经开始收缩了。”张泉告诉记者，这位借款人也表示找过不少人，但都借不到钱。
为此，张泉当天晚上就组织了一个饭局，对象是以往合作多次的政商界“熟人”，一是为上述项目筹集资金，最主要的也是希望打通资金源头。据张泉描述，这批熟人曾积极地向张泉提供募资，一笔数额曾最高创下3亿的纪录。
“如今，他们投钱募资的意愿减弱了。”张泉分析，今年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这批曾经的募资主力军如今却不断抱怨手上能用的现金不多。此外，他们也认为民间借贷风险增高，不安全系数增大。
“前几年，政府人员募资一直比较积极。”在同样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彭健（化名）看来，民间集资在市政工程、房地产项目中是司空见惯的手段，“主要是因为收益高，一般来说，房地产项目从2009年的月息2分一直上升至月息4、5分以上，甚至2011年出现过月息8、9分。”
据记者了解，直至今日，向中小房企提供民间融资的年化收益率依然能够高达16%。
不过，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蔡先生预计，来自政府人士的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不会真正撤场，可能会摆脱从事民间信贷的个人或机构，另寻机会独立存在。
据从事民间借贷的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各地政府对民间信贷的态度转变，包括政府人士在内的各路资金筹集的渠道变得更隐秘。通常的方式是委托某从事民间信贷的个人或机构定期募资，寻找项目放贷，出资方除了获得利息外，还有固定分红。而借款人只需要通过这些中间人和机构获得借款，对资金的来源一概不知，这不仅保障了双方的安全，还为借贷双方省下募资的精力与成本。
记者从多家房企的融资部人士了解到，在上一轮楼市调控时期，不少深陷资金链危机的房企不受银行授信青睐，四处融资无门，最后不得不被推上民间借贷解决资金饥渴的难题。甚至，不少上市房企早已成为民间借贷的座上宾。
风险累积
从事运输和房地产业的东莞老板陈先生将手上的一笔资金专门用作民间放贷。他向记者坦言，最初是朋友的房地产项目需要借钱，把圈子里的人找来帮忙，“大家发现放贷获息比经营别的业务赚得更快更多，而且利息再高都有人接受，烂账也不多，才吸引了身边的一群政商界朋友来参与，业务范围从珠三角到湖南、广西等地。”
至于与政府人士的合作，陈先生解释道，政府的官员都看中了民间借贷的收益，“有一些关系好的政府人士曾表示要把好处费兑成民间借贷的‘股份’来参股，他们能提供不少的项目，其中也有政府工程，我们就负责组织借贷业务。”
不过，陈先生近几个月的烦恼是，出于担心借资的风险，不少参股的政府官员要求将股份兑现，甚至部分官员愿意放下半年的分红完成兑现。
这部分合作者的要求，直接影响到陈先生的现金流，也影响着正在合作或将要合作的项目。这与张泉和彭健的担忧如出一辙。张泉告诉记者，由于自己也出资参股工程，一旦断血，这个项目很可能会马上停，自己参股的部分就成烂账。
据悉，在曾杰成案发生地的湘西州政府，从2008年开始对民间集资的态度就由鼓励、支持转为禁止。州委、州政府2008年6月采用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退出民间融资后，党政干部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曾引起挤兑风潮。
曾长期考察鄂尔多斯民间金融的高和资本苏鑫(微博)，撰文描述去年8月时鄂尔多斯的状态道：“房价下行严重冲击了民间借贷市场，政府的钱、银行的钱、民间的钱，似乎所有的钱都被固化了，都被冻结了。追根溯源，许多高利贷的最后一环都是房地产。”
“民间借贷一环扣一环，最后一环几乎都落在房地产、基建的头上。”彭健认为，在信用度高、行业处于高潮的状态下，这样的信贷合作就是一场盛宴，遮掩了众多的风险和弊病。一旦出现退潮，行业受波动，脆弱的合作信任就会被打破，风险立即转嫁至仍然身处其中的个人和项目中。
